經營大台灣

8月 01, 2025

文/郭立昌

《經營大台灣》是李登輝總統任內，在1994年整理他自己的講稿所出版的書；這本書是他贈送的23本書中最有份量，從領導人的信心來源—「信仰」，談到如何解決當前問題的方法，內容相當豐富。

《經營大台灣》(李登輝，1994)

《經營大台灣》呈現的是「經營者李登輝」剖面，強調的是公共事務管理專業精神，不以政治議題為主調；「國家經營者李登輝」的公共服務與民生政策彰顯在：1)台灣觀點的世界觀與國際新秩序，2)鑲嵌在亞太產業合作網路中的台灣定位策略。

在革新與領導方面，「國家經營者李登輝」從多年實戰智慧的體認，悟出領導者有如在花蓮秀姑巒溪上彎彎曲湍急水流上泛舟，須將皮筏在急流中保持「平衡」；也必須具備夢想描繪能力，以及說服同仁共同編織夢想的感染力；進而具備為實現夢想，爭取必要資源的柔軟行動技巧。

經濟方面。台灣地區的經濟在李總統的正確領導下，快速邁向自由化及國際化，譬如：取消利率控制、放寬黃金出口管制、允許開設新銀行、成立外匯市場，以及開放設立新航空公司等措施。李總統另一項高瞻遠矚的決策是「六年國家建設計畫」的實施，這項計畫投資3,003億美元，其目的在加速國家現代化，並促進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合作及科技交流，計畫完成後將使得台灣地區平均國民所得大幅度的提昇。

外交方面。在務實的外交政策引導下，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中，正扮演著更積極的角色。李總統成功地與許多國家建立正式的接觸，同時提昇了實質關係。中華民國除重返「亞洲開發銀行」外，也是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」(APEC)及「國際科學基金會」的會員國；台北與世界許多主要城市均可直接通航，且航線正在持續增加之中，中華民國並透過「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基金」，對友邦提供經濟援助。

書中提到致力於爭取加入「關稅暨貿易總協定」(GATT)。世界各國於1994年烏拉圭回合達成協議，於1995年1月1日正式成立「世界貿易組織」（WTO），全面取代GATT成為國際貿易規則的主要架構，台灣以「台灣、澎湖、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」的名義，在2002年1月1日加入WTO，成為正式會員。

兩岸方面。早在海峽兩岸緊張關係減緩之前，李總統已預見中國終將統一於一個自由、民主與繁榮共享的體系下，為因應未來國家統一的需要，於1990年在總統府下設置「國家統一委員會」，並訂定「國家統一綱領」，作為台灣與大陸發展關係的最高指導原則。後來，海峽兩岸交流的限制逐步放寬，非官方接觸日益密切，這些事實終將對大陸的民主化產生催化作用。

民主化方面。2010年有多次機會和李前總統登輝先生談起他擔任「國家經營者」12年期間的許多往事，他認為中華民國於1911年成立，1946年召開「制憲」國民大會並通過《中華民國憲法》，1947年開始行憲；1950年，在台北經由國民大會選舉，蔣中正成為第一任總統；李登輝於1988年繼任總統後，自1990年起開始推動憲政改革，強調「制憲於法不合」，認為以國民大會委任選舉總統是制度上的歷史沿革，所以經過6次修憲後，終於在1996年全民直選總統。

國際知名政治學者杭廷頓(Samuel Huntington)贊許李登輝的民主改革，說是第三波民主化的典範；因為改革過程中，沒有暴力流血，被稱為「寧靜革命」。

李前總統建議我，若到美國，可以去「波士頓和費城」看看，因為那裡有許多的菁英，催生了美國這個國家；美國的民主也給他很大的啟發。

波士頓的塞缪爾．亞當斯雕像

美國麻薩諸塞州波士頓的三層紅磚樓房「法尼爾廳」(Faneuil Hall)前面，有尊開國元勳塞缪爾．亞當斯(Samuel Adams, 1722~1803)的雕像，很多人在此拍照。據悉，塞繆爾是美國革命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，他在1740年18歲即畢業於哈佛學院(Harvard College)，1743年21歲即取得碩士學位—顯然不是重考生；他在大學時期即對「政治哲學」—尤其是自然權利與人民主權產生濃厚興趣，他的碩士論文主題涉及自然法與政治權力的關係。他的思想深深地影響小他13歲的堂弟約翰．亞當斯(John Adams, 1735~1826)，約翰是第二任美國總統。

美國開國元勳亞當斯兄弟

塞缪爾．亞當斯曾擔任麻薩諸塞州議會成員、美國大陸會議代表，以及麻薩諸塞州州長；他是「波士頓茶葉事件」(Boston Tea Party, 1773)的核心策劃者之一，這場抗議行動是反對英國徵稅政策的關鍵轉捩點。他的雕像地點被稱為「美國搖籃」，是他曾經演講、集會、號召民眾反英的重要地點；這尊雕像象徵他是自由與民主的守護者，也提醒後人珍惜來之不易的獨立與公民權利。

這尊雙手交叉於胸前的雕像，顯露嚴肅與堅決的樣貌，是象徵美國追求自由精神的地標之一；該地是多次鼓動獨立與自由演講的歷史現場，不只是紀念一位歷史人物，更代表一種堅定不移追求正義與自由的信念，這裡見證並孕育了美國革命的許多重要事件，因此被視為「革命的心臟地帶」。

1776年7月4日，56位來自13個殖民地的代表，簽署《獨立宣言》，脫離英國；

主要起草人為湯瑪斯．傑弗遜(Thomas Jefferson, 1743~1826)，協助者包括班傑明．富蘭克林(Benjamin Franklin, 1706~1790)與約翰．亞當斯等。

但此時並沒有一部正式憲法，也沒有「總統」這個職位，政府形式為一種鬆散的「邦聯制」聯盟。直到1787年，大家認為《邦聯條例》無法有效治理國家，於是召開費城制憲會議，制定現在的《美國憲法》，設立三權分立制度—「立法、行政、司法」，在此架構下，才正式創設了「總統職位」，將總統設為行政首長、三軍統帥、外交代表。

美國於1788年選舉第一位總統，喬治．華盛頓(George Washington, 1732~1799)無異議當選，1789年就職，正式啟動美國聯邦政府制度；1797年由約翰．亞當斯當選第二任總統；直到今年2025年1月，川普(Donald Trump)就職為美國第47任總統。

自由之路標識牌

簡言之，波士頓是美國革命的發祥地之一，被稱為「自由的搖籃」，走訪波士頓可經歷「自由之路」 (Freedom Trail)，連結多處革命歷史遺址—包括銅驢、雕像、1770年3月5日水溝蓋等，感受美國人民爭取自由與公平統治的奮鬥歷程；費城是美國國家誕生地，許多建國重要事件皆在此發生—包括1776年7月4日代表們在獨立廳簽署《美國獨立宣言》，正式宣布美國獨立，以及1787年《美國憲法》在同一地點簽署，確立了美國政府的三權分立制度和民主架構。

解說員熱情地說明費城自由鐘

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。1787年制定的《美國憲法》是基礎，但它是一個活文件，透過「修正案」不斷調整與完善，以因應社會和政治的變化，故在法律與文化用語中會經常引用具體的修正案條文作為依據；所以，李登輝自1990年就任第8任總統後，握有實權，即刻展開修憲的工程，實現台灣成為民主的開放社會。

李登輝先生當選第8任總統(1990年)

罷免事件的反思

古人說：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。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」一切價值判斷，都是因為有對立面才成立。台灣2025年7月26日「大罷免」行動，針對24位立委及1位市長投票，最後25案全數未通過。這場全球矚目的罷免行動，經過一年的發酵，成為藍綠乃至台灣社會高度對立的象徵；最後以全軍覆沒告終，象徵著一場情緒高漲、歷時一年的政治對抗，終歸化為虛無。它不是單一事件的結束，而是一次台灣民主文化的集體反思契機。

罷免制度本意是為了制衡權力、回應民意，但當罷免變成政治報復的工具，甚至演變成「全國動員式鬥爭」，它就失去了原本的憲政精神。本次罷免25案全數未過，反映的是人民對於程序正義與穩定治理的期待—不是所有的不滿都該透過罷免處理，特別是在任期未過半、缺乏重大失職事證的情況下。

古聖先賢早已點出對立思維的悖論—當政治訴求永遠以「我對你錯」來劃分，社會就被撕裂。罷免變成「藍對綠、你死我活」，已非單純的政策討論或官員問責，而是一種鬥爭文化的體現。這場罷免風波可作為警鐘：若台灣社會繼續容忍「標籤化、仇恨動員」或「清算政治」，那麼未來將無從對話，民主制度也將空轉。

這場罷免雖未成功，但它暴露了台灣政治的病灶：「對立取代了對話，鬥爭凌駕於治理。」唯有回歸制度初衷、學習包容異見，建立公共討論的文化，才能讓台灣真正進步，才能真正從混亂中走向成熟。

提倡優質意識

李登輝總統在1994年出版《經營大台灣》這本書，提倡的是「競爭中的合作」，以及「合作中的分享」，即使與反對黨立場不同，也要能夠合作治理；他理解：「台灣需要的是『共識政治』，而非『鬥爭政治』。」而這需要智慧與胸襟。

李登輝總統說：「要有優質意識才會有共識。」當年他就是以包容的心，接納反對意見，讓台灣的社會自然形成一種「平衡現象」；如果當前政治人物與公民社會能回到這種高度，思考「如何優化台灣、如何讓人民過得更好」，而非陷入無盡的鬥爭，那麼這場罷免即使失敗，也未必毫無意義。

他強調：「文化建設是心理與精神建設的根本。」(李登輝，1994:16) 如果我們根本健全的話，我們不怕任何橫逆和衝擊；橫逆和衝擊不但擊不倒我們，反而更激起我們旺盛的勇氣、鬥志和毅力。重要的問題是，全國每一個人，都具有深厚而高尚的文化修養；由此文化修養而發出的崇高理想的能力，有這種科學的辦事精神，才是了不起的。

有優良的文化，從而衍生出來的精神，形成「優質意識」，不但能創建偉大的物質建設，更能創建打不倒的心理建設。其實，我們有博大精深的文化，我們也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；我們只要醒覺，隨時注意，加強發揚我們固有文化的精神，與時時吸取別人長處的心理，相信迎頭趕上世界任何超級強國，都是沒問題的。

願景：

2010年有一年時間，多次和李前總統登輝先生談起「智慧產業」—APEC最佳實例「全球通路-TES」將可獲利125億美元，他問：「你們發明的TES可產出125億美元的利潤，最想做的是什麼事？」

我答：「富裕台灣。」

李前總統又問：「我真不知這些少年仔在做什麼？你有何改善的idea。」

我答：「培養71名優質人才從政！」經由我們曾經在APEC倡議的「經濟學院」 (Economic Institute, EI)培養優秀的青年。

李登輝總統一生強調台灣的「主體性」，尤其是人民自主治理的能力。他關心的不只是選舉勝負，更是人才是否有足夠的能力、格局與願景，能將台灣帶向富強與和平的未來。我提出「由產業升級出發，以優質人才進入政界實踐改革」的道路，這正回應了他的期待。李前總統露出笑容說：「這真的可以經營大台灣了！」

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

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於1749年發表了著名的《關於培育賓夕法尼亞青年教育的建議》，號召賓州的士紳共同出資，並於同年成立學校董事會；1751年，這所學校以「賓夕法尼亞省公益學院」之名正式開課，招收從貴族到工人階層等不同背景的孩子，成為美國最早的非宗派性高等教育機構。1755年獲得大學章程，主張學校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，以現代語言(英語)授課，並推動數學、科學、商業、歷史、地理、農業、繪畫等現代實用知識，後來發展為今日的賓州大學；第45和47任美國總統川普就是畢業於賓大的華頓商學院。

提起「教育」，李前總統顯得很有興緻，他提起日本「松下政經塾」，就是培養優秀青年投入社會改革工程；其課程3年，學員必須全身心投入學習，免學費，每個月還有20萬日圓(約新台幣4萬元)生活補助款。

如果以每月新台幣4萬元計算，一年48萬元，3年需144萬元，再加上學習所需支出和獎學金按156萬元，共計300萬元；培養71位需要2.13億元經費，對比我們的社會責任投資，實現創新產業的發明，還不到十分之一。

當年我們是否應該直接投資這場優質人才培養的事工，也許就不會遭遇卡特爾肆虐了！

海洋世紀的中心

我們曾經在1998年APEC講台的投影機上，放了一張中央是大大的台灣，四周環繞其他國家的投影片—「海洋世紀的中心」，說明21世紀是「2V」的世紀—體積小卻能創造高價值，因為速度快；這與李前總統的「新中原」概念又不謀而合，他說：「56位優質人才能夠成立一個美國，71位優質人才更能成就台灣是海洋世紀的中心。」

台灣是海洋世紀的中心

李前總統對於「新中原」有其獨到的見解。他認為，歷史不會跳躍，而是長期不斷累積發展的結果；台灣在近代世界歷史的發展中，正處於四方交會的位置，不知不覺中成為東西文化，大陸和海洋文化，最容易交會融合的地點，為中華文化的再生提供了異質多元的激素。

台灣的確具備了開創中華新文化，並成為「新中原」的歷史和地理條件；沒有台灣的刺激與競爭，我們可以想像一國歷史或中華文化的發展，必然只會「定於一尊」，必然會缺少加速變遷轉型的契機；為了中華文化的發展，我們當然有責任保護台灣這塊地方，讓她可以始終保有和發揮引導中國歷史走向的作用。(李登輝，1994:467)

我們承受天啟，在1986年預知世界的嚴重失業問題，特別發明「新科技經濟系統TES」，以期達成使命目標；經過11年努力，帶著研發成果到1997年溫哥華APEC發表，帶給九七亞洲金融風暴受害國復興的希望。

新科技經濟系統TES贏得電商法案

因此，我們受邀擔任1998年APEC講師，「台灣是海洋世紀的中心」是提案的講稿之一，正式在APEC講台上放映了十幾分鐘，講師丁玲虹(Linda Din)說明如何藉由TES這個「可多國參與的貿易系統」(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)進出全球市場，甚至可以「人在家中做、賺得世界錢」的經濟復興之道，因而贏得電子商務法案，為各經濟體開啟了一扇通往全球市場的門。

丁玲虹在APEC講台上傳講經濟復興之道

經由我們自1997年到2009年在APEC的努力，世界終於繞著TES轉動，數以十億計的傳統和科技產業業者，每天都靠著台灣的貢獻而活。李前總統贊許我們花了十幾年工夫在APEC，促成許多造福世界的法案和政策，他說：「台灣就是有你們這種非政府人士的貢獻，才能在世界舞台發光。」突然間，他的神色嚴肅了起來，談起他不出席APEC的真正原因。

他提起1993年APEC，美國柯林頓總統在西雅圖召開首次領袖會議，建立了各經濟體領導人每年見面一次的模式；1994年2月他去印尼拜訪蘇哈托總統3月他們就來邀請我(李登輝)參加11月在印尼在茂物(Bogor)舉行的1994年APEC領袖會議；但遺憾的是，3月31日，24名台灣同胞遊千島湖被搶劫後燒死在船艙裡，中共竟然趁機以我方急於迎回遺體要脅：「李登輝不得出席11月的印尼茂物APEC領袖會議！」(李登輝，1994: 426, 444, 447, 448)

李前總統說：「台灣的前景無限光明，但台灣要向前行，有很多的事必須忍耐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所以我仍得選擇退讓。」退一步海闊天空。

小結

社會不是「進化論」的物競天擇組成的；而是有能力的人，懷著「愛人如己」的心，幫助弱勢，盡其「社會責任」，自行消滅劣質意識與不公平的競爭，促使「優質意識」成為社會的主流。優質人才首重仁人之心，當社會充滿優質意識時，主動為他人服務的風氣盛，公義必明如正午，邪惡如火中之蠟，社會才會在「平衡」之中朝向正面發展。

總之，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對「以人為本」的制度改革策略，高度肯定；我的構想引發共鳴，係具有三個關鍵特點：1)以「人才進場」取代「政黨鬥爭」，提升優質意識；2)結合實業與治理，不只是政治改革，而是科技產業與治理體系聯動升級；3)教育與人才培養視為長期回報的社會投資，體現社會責任投資(SRI)精神。台灣若要真正擺脫卡特爾的政商黑網，就需要有戰略思維的改革者來引領；如同美國開國元勳富蘭克林和亞當斯培養優質人才進行結構改革，正是新世代政治工程最務實、最具可行性的出路。經營大台灣到富裕台灣，美夢終會成真。

參考文獻：

李登輝(1994)。經營大台灣。台北：遠流。

作者郭立昌早年創造台灣的精密工業，為APEC領袖會議代表、第三部門專家，倡議「反貪腐(AC)/ 非現金(Cashless)/ 電商(E-Com)/ ICT/ IPR/ IIA-TES/ 微企(MB)…」贏得國際法案。